美国联邦法律：

1.不得与豪猪发生性关系；

2.每周四晚六时以后不得放P；

3.任何人不得销售其子女。

阿拉巴马州： 

无论任何时候，将冰激淋卷放在口袋里是违法的。

阿肯色州：

男性可以合法殴打其配偶，但每月最多一次。

亚利桑纳州：

任何房间中不得有两根以上的假阳具。

夏威夷州：

不得将谷物放在耳朵里。

印地安纳州：

1.任何年满18岁的男性，若与17岁以下的女性发生性关系，而且当时她又没穿鞋袜，那将课重罪；

2.圆周率在该州法定为4。

爱荷华州：

1.任何只有一只上臂的钢琴演奏者必须免费演奏；

2.任何有胃病的男性不得在公共场所与女性接吻。 

纽约州：

1.不得仅为娱乐而将球砸向他人脑袋；

2.晚上十时以后不得穿拖鞋。

新泽西州：

凡谋杀时不得穿防弹背心。

北卡罗莱那州：

任何一位未婚男性与一位未婚女性，如果在任何旅馆或汽车旅馆登记为已婚，那么他们即算合法夫妻了；

宾西法尼亚州：

不得在浴室唱歌。

南卡罗莱那州：

仅在每周六，男性被允许在法院的门前台阶上合法殴打其配偶。

犹他州：

1.不喝牛奶违法；

2.不得在正在执行急救任务的救护车后座上做爱。

       对越南的经济危机，中国还是有能力伸一把手的，他们国内也是开过会、做过权衡，农总书记才匆匆忙忙来中国的重拾“同志加兄弟”的。

       越南无论在南海问题上，还是与中国做交易，总是多一个心眼，例如煤炭、木材出口到中国的就要算“战略物资”，多道手续不说还要多收费，日本、韩国在那儿开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南海更是不遵守共同规则，经常擦边、出边。对这位“同志加兄弟”咱们也是要观其行，明里“友好”暗里小动作不断是不行的。

       所以，这一次，我们的资金启动与中越（越北）经济圈、北部湾经济圈是挂钩的，钱是通过与中国并轨的“脉络”输过去的，不是胡志明那会儿，到北京拿了支票回去就可以随便花的。

       对中国的周边国家，象中国和越南这样的国家关系，历数一下，只此一家。历史上就不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惟一受过中国“恩威并重”的国家就是越南。有人会问，为何？这就是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历史过程，也是见证。

       从越南来说，印支半岛老大的梦不是不想做，可同中国的历史上领属关系，压抑它至今，它其实上是无路可出，地缘决定了它，不论什么历史时期想依赖谁，来摆脱这种地缘、精神、民族的压抑感，只逞一时，最终又回到“正在初始化”的起点：与中国的领属关系上来。不是它不想为，是别人想帮它时，看到了这个“正在初始化”的结局，所以，帮也只是“帮”，而助不了，利用而已。即使霸权主义和它搞的火热，也是利用它来牵制中国。越南明白不，太明白了，它也想借此把同中国的关系抬抬筹码或价码而已，还能帮什么？

       从中国来说，睦邻周边是国策，对周边国家除了俄罗斯的实力外，均不构成对中国的实质性根本危害。施恩雨露一番，目的是为了中国。龙颜冲冠武威一番，目的还是为了中国。我们从没做过与中国无关的沙事，当年对越南施恩，也是为了中国，不然战火会烧到中国。如果谁不明白，可以回顾一下历史即可，无需展开。现时中国对越南，不愿意过分分心，对越南的开放中国只是提醒过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中国的发展只是参考。这个在他们领导人来时，反复讲过。至于越南自己开放过头了，那是它自己的问题。中国没有在南海上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也是因为中国对中南半岛的局势处于掌握之中，图大略，知道它再折腾，也跳不出中国，我们何必在越南的小动作上“认真”。这次他遇到了困难，别人他也找了，结果呢：帮不了。这时越南彻底明白了，谁是它的真正靠山和朋友。

       老和柬已经在和中国深入“融合”，越南何去何从呢？这不，还是到中国来。到中国来，漏首讲的经济圈就是对策，我们以云南广西两省就彻底“和谐”了越南，一体化它不走也得走，还何呼它在南海做文章，还是配合中国做文章吧。

       东北亚我们在经营，东南亚我们在经营，中亚我们也在经营，隔海的印尼菲律宾也在经营，早晚南亚次大陆也要靠过来，这样的结局正是霸权主义势力没处站脚、退出的结局。当然，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不甘心这个，在中国周边的热点不断加温，也是这种大略较量的产物，看谁能斗到最后。

       越南这次经济危机，可以取得的一个真正的成果是政治上的。在亲美的“南”派挤压下，原来准备借着“经济革新”成果，加快“政治改革”，主动实施“颜色革命”。虽然是号称在“党领导下”逐步实施“直选”，老大警告过他，最后必然是俄共的下场，选到最后必然执政党出局。出于“兄弟党”的情谊，甚至把他们“政治改革”派主要领头人物由某国给予支持的美元资金帐户都告诉他们了，老大情报灌的还挺远的。老大话起了点作用，缓了缓，最终他们还是放松了警惕，亲美派终于促成了党内一个“含糊”的秘密决议。越共党内“友好派”也很着急，多次来南宁、北京告急求救，有点不知所措了。

       所以，从政治角度看，这一次越南经济危机暴露了“经济革新”失败的一面，将彻底中断“颜色革命”的进程，中国的援助是肯定的。说直白了，这种支持，一是保证越南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有利于打击亲美派（南海闹事也是他们主谋的）的力量，能摧毁更好，三是加速建设越北与滇、桂以及北部湾经济圈，把越南北部的经济融入中国循环圈。这个政治路线图，决定我们资金援助流向和切入点，今年“解危”的首批资金就是通过对越北基础设施的投入输送的，可能有几亿美元。

       巴基斯坦，这里谈的很多了，我没有什么新鲜的观点要说。自从美帝进入中亚“反恐”以后，巴基斯坦的局势就一直不稳定，可以说巴是美帝“多米诺骨”牌的核心，拿下巴，得陇望蜀就可以进军伊朗，从西亚到中亚美帝就此掌控欧亚大陆的连片核心地带，再加上石油高地，华尔街大老板们想着可以据此坐定“霸业”至少一百年。 

       梦是很美丽的，但是世界是大家的。巴基斯坦建国后一路走过来的历史，就告诉他，美帝不可靠，中国是铁杆朋友。这个观念在巴基斯坦是地无分南北、人不分党派的共识。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巴基斯坦上台的任何一届政府，不管什么党派或者军政府执政，都是奉行与中国友好的政策。反之，如果反华的，都混不下去。

       所以，在国家关系的战略层面，巴的政局变化，对中巴关系不会有实质性影响。中国不会干涉巴基斯坦内政，这是原则；但是中国希望巴基斯坦政局和国家有一个稳定的局面，只有这样巴基斯坦的经济才能大步发展，中国也会竭尽全力支持。可以说，“巴基斯坦稳定”和中国“竭尽全力支持”是挂钩的，这也可以说是中国独巴基斯坦的影响力所在。不稳定也没法发展经济，任何执政者都没法得到人民的拥护，这一点无论台上台下的都明白。再有死地印度经济快步再跑，巴基斯坦如果原地踏步，会有更深次危机。

       这些制约因素决定，巴基斯坦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挑逗，政局不会剧烈起伏。现在是美帝在作梗，那么我们就要帮助巴基斯坦消解压力，顶得住站得稳。这个工作我们正在做，“谋万世之业”就是要使巴能够稳定，经济能有发展，人民能从中得到好处。

       这几日，韩国人很受刺激。为了守护奥运圣火在这个小小国家顺利传递，首尔变成了“红色中国”，满街的中国人，满耳的中国话，满眼的红衣红旗红条幅，“人多力量大”在首尔彻底得到了应验。这片“红色浪潮”面对挑衅变得汹涌澎湃，“无影脚”、“铁砂掌”，中国功夫的棍术拳法齐上阵，使这个半岛小国的天空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阴霾。

       实在没料到的是，中国功夫的威力可以让韩国的韩升洙总理惊呼：“要依法处理外国人集体暴力事件，此次事件对我国国民的自尊心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将采取法律和外交措施，恢复国民的自尊心。”

       大韩民国的“自尊心”实在脆弱得可以，中国留学生三脚猫一般的拳脚功夫便能引发其全民族的强烈地震。韩国媒体将此事翻来覆去地炒作，摆出一副得理不饶人的姿态，但新闻内容却又一边倒地偏袒韩国民众，将仇恨的火苗引向中国，可鄙的做法确实有够CNN。

       在中华网上，关于中国留学生殴打韩国民间反华人士的帖子相当多，从奥运圣火在首尔传递的那天开始，便一直跟踪事态进展。悬挂“藏独”标语，呼喊反华口号的韩国人出言不逊，蛮横无比，其暴力挑衅的方式足以激怒任何热血的青年人，被人修理显然是在预料之中。

       在此事件上，韩国媒体的推波助澜像极了法国人，偏听偏信，火上浇油，挑唆事端。韩国民众在不知详情的状态下，日益升腾起对中国的不满。被“人肉引擎”搜索的几位中国留学生，以及华人社团相关组织者，正在遭受西方媒体驻华记者同样的待遇：被韩国民众电话骚扰、言语侮辱及恐吓威胁。

       委屈！为那些正在遭受骚扰、蔑视、侮辱、恐吓、威胁的在韩华人感到委屈。本来是非曲直很清晰的一件事，已经被涂抹得失去了黑白，本来通过正规法律程序可以解决的问题，被蒙上了政治因素而混乱无常。韩国人的“自尊心”成为了平息事态最需要考虑的因素。

       殊不知，2005年韩国农民在香港反世贸游行暴力致伤114人，其中包括44名警员，如今却被韩国媒体矢口否认，集体装聋作哑。如果韩国政府实在不知道如何抹平韩国民众“自尊心”受到的创伤，可参照中国香港政府处理2005年韩国农民在香港反世贸暴力游行的方式。

       诱导国内反华情绪，韩国媒体的做法实在拙劣。力的作用总是相互的，韩国的不少企业在中国有相当大的市场，更何况三星还是2008北京奥运赞助商。反华的情绪一旦沾染上经济因素，损失的还是大集团的利益。加之前些日子某些韩国企业在中国玩人间蒸发，韩国人的诚信已经成为值得考量的内容。

       作为中国人，我对韩国人最近自尊心很受伤的现实情况深表同情。但还是希望韩国人不要玩大了，有法国巴黎在前面做榜样，聪明的大韩民族应该清楚考验中国民众的耐心，挑战中国人的底线，都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把端午节申报成韩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在亚冬会上宣称长白山的主权，这些帐都记着呢！中国有句话送给韩国人：适可而止！

       乌斯塔沙（Ustaša）是克罗地亚的极右翼组织，它统治下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在1941年参加了轴心国集团。他们奉行法西斯政策，最终在1945年被南斯拉夫人民军歼灭。

       乌斯塔沙在1929年成立的时候，仅仅是一个搞恐怖活动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掌权的时候，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参加这一武装的人数在1944年达到顶峰，有76000人之多！

       历史

      1929年1月南斯拉夫王国实行党禁以后，克罗地亚权利党的好战派成立了“乌斯塔沙运动”，它的领导人是安特·帕维里奇和古斯塔夫·波切克。但由于权利斗争及政治分歧，1933年，波切克被帕维里奇暗杀。

       安特·帕维里奇其人

       乌斯塔沙这个组织的名称来源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名词ustaš，意为“起义”。在黑塞哥维纳境内，它用来纪念1875年黑塞哥维纳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徒大起义。所以他们最初在南斯拉夫活动时，这个名字没有法西斯含义。后来，这个名字逐渐戴上了邪恶的烙印，尤其在遭受了残酷种族迫害的黑塞哥维纳塞尔维亚人的心目中。

       1941年4月6日，轴心国入侵南斯拉夫。当时克罗地亚最有影响力的政党，克罗地亚农民党（HSS）的领袖弗拉德柯·麦契克拒绝了纳粹德国提出的让他领导克罗地亚新政府的邀请。乌斯塔沙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德军的帮助下于1941年4月14日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由几百人组成的一支乌斯塔沙小分队从意大利潜入克罗地亚境内，他们的首领斯拉夫柯·克瓦特尼克控制了萨格勒布警察局，并宣布“克罗地亚独立国”（NDH）成立。这个流氓国家的名称显然成功地迎合了克罗地亚人从1102年开始就盼望独立的意愿。弗拉德柯·麦契克于同一天号召人民与新政府合作，遵守新政府的法令。4月20日，安特·帕维里奇抵达克罗地亚，随即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即“Poglavnik”（元首）。克罗地亚独立国很快成为一个包括今天的克罗地亚、波黑和一部分塞尔维亚（桑德拉克地区和萨菲）的巴尔干地区大国。由于乌斯塔沙本身缺少强有力的军队和其它国家机器控制它的领土，德国和意大利便把克罗地亚独立国分为两个势力范围，由意大利控制的西南部和由德国控制的东北部。

       1941年4月27日，新成立的乌斯塔沙军队在一个主要由塞尔维亚人居住的村庄古达瓦克（在别洛瓦尔附近）展开了大屠杀。以此为开端，乌斯塔沙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境内开始了针对非克罗地亚人的大规模种族清洗。

       最终，所有反对或威胁乌斯塔沙的势力都被宣布为“非法”。乌斯塔沙为了使自己取代克罗地亚农民党的位置，成为克罗地亚农民的主要代言人，于1941年6月11日禁止克罗地亚农民党活动。弗拉德柯·麦契克被送往贾赛诺瓦克集中营，但他在人民中的崇高威望使他很快被释放，仅仅被软禁在一间屋子里。后来有人邀请他参加反乌斯塔沙运动，他却拒绝了。

       1941年6月6日，帕维里奇第一次和阿道夫·希特勒会面。在这之后的6月22日，帕维里奇政府的一位部长米勒·布达克公然宣布了乌斯塔沙的暴力种族政策。同年夏季，一个秘密警察头子维耶柯斯拉夫·麦克斯·卢布里奇开始建造集中营。

       早在1941年6月，起义军就开始组织起来反抗乌斯塔沙的暴行。它们分为两派：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反法西斯游击队，和由塞尔维亚保皇党人领导的反乌斯塔沙切特尼克游击队。6月22日，在靠近锡萨克的布赖左威查，第一支铁托游击队成立。6月27日，在塞尔维亚的里卡，铁托游击队第一次与敌人交战。6月28日（圣维多万日，塞尔维亚东正教徒的一个节日），克罗地亚境内的第一支切特尼克部队成立。

       乌斯塔沙分子对迪那里克阿尔卑斯山脉对面的村庄实施的种族暴行招致了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愤怒。到1942年为止，埃德蒙德·格莱斯·冯·霍斯特瑙将军已经向他的德国国防军司令官们写了好几份报告，陈述他对乌斯塔沙暴行的担忧。乌斯塔沙甚至先于纳粹对异族实施了“最终解决”。这些事实都得到了德国陆军元帅威廉·李斯特及其下属的确认。

       意大利人也不想和乌斯塔沙合作，因此，他们在自己的南部控制区支持切特尼克。虽然希特勒坚持要求墨索里尼命令他的部队与乌斯塔沙协同作战，但是意大利将军马里欧·罗埃塔及其他意大利陆军将领根本就对这些命令不屑一顾。

       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常备军——“国防军”（Domobrani），由应征入伍的士兵组成。他们之前几乎从未打过仗，也没有参与种族暴行。那些屠杀异族的主要是乌斯塔沙的党员。帕维里奇在当时一度宣称乌斯塔沙有30000党员，但是一些中立的报告说真正的党员人数不到这一数字的一半。

       克罗地亚独立国国防军

       克罗地亚国防军有时候更像抵抗运动的军需武器库：他们会大批大批地投降或者被歼灭，这样，铁托游击队和切特尼克就可以缴获他们的武器装备。波斯尼亚的切特尼克在蒙奇洛·杜伊奇公爵的带领下实力大增，很快就向乌斯塔沙展开了反攻。到1943年，铁托游击队也已经解放了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大片领土。

       1943年，德军在东线遭受了重大失败，意大利军队开始大规模从南斯拉夫地区溃逃，他们为反抗乌斯塔沙的游击队留下了大量的武器。铁托游击队很快就成为了南斯拉夫全境最主要的抵抗力量，他们可以同时击败克罗地亚国防军和切特尼克部队，并接受西线盟军的空投物资援助。

       切特尼克实力锐减的原因有二：他们对乌斯塔沙的报复演变为种族大屠杀（如同他们在福查屠杀波斯尼亚穆斯林一样），并且他们失去了盟军的援助。一部分切特尼克在杜伊奇领导下逃往意大利，另一部分在德拉查·米哈伊洛维奇领导下转移至塞尔维亚，但他很快被铁托游击队生擒并处死。

       苏联红军和铁托游击队最终解放了南斯拉夫，乌斯塔沙被彻底击败。他们甚至在1945年5月9日德军投降后依然顽强抵抗，但很快被歼灭了。一些乌斯塔沙分子、克罗地亚国防军士兵和克罗地亚独立国文职人员在同一个月试图逃往奥地利和意大利，但在奥地利布雷堡被抓获并转交给了铁托游击队。后来他们有的被处死，有的被遣送回国。帕维里奇设法逃脱了。在一些圣芳济会的朋友的帮助下，他在奥地利和罗马躲藏了一段时间，随后流亡阿根廷。

       战后，残余的乌斯塔沙分子纷纷潜逃至国外。有的坚持在南斯拉夫国内抵抗：战后大约有20多起恐怖活动或多或少涉及乌斯塔沙。由于缺少民众支持和南斯拉夫人民安全局的高效，他们一般很难取得成功。值得一提的是，南斯拉夫人民安全局的特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给了安特·帕维里奇致命的一枪。

       克格勃（俄文：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简称КГБ，克格勃即是此三个俄文字母的音译），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是1954年3月13日至1991年11月6日期间苏联的情报机构。克格勃的前身为捷尔任斯基所创立的“契卡”（Cheka ）。“契卡”是“全俄肃反特别委员会”的俄文简称（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其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消除怠工特别委员会”（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to Combat Counter-Revolution and Sabotage 。俄文：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и саботажем）。1918 年，“契卡”改名为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to Combat Counter-Revolution, Profiteering and Power Abuse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спекуляцией 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м по должности）。

       克格勃的职权领域大致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部门相当。在1930年代，由亚戈达和叶若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大清洗”的工具。冷战期间，“克格勃”的职能过大，涉及国内所有领域，凌驾于苏联党和政府之上，在国际上也成为红色恐怖的代名词。

       克格勃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是安德罗波夫和贝利亚，安德罗波夫最后担任了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而贝利亚在权力斗争中失败，被赫鲁晓夫以叛国的罪名处死。

       1.克格勃名称变更史

1917年12月 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Cheka  俄语为ЧК ）
1922年2 月 国家政治保卫局
1923年7 月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1934年7 月 国家安全总局
1941年2 月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1941年7 月 国家安全总局
1943年4 月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1946年3 月 国家安全部
1947年10月至1951年11月 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机构归情报委员会管辖）
1953年3 月 内务部
1954年3 月 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

        2.克格勃历任领导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 1917－1926
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 1926－1934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 1934－1936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 1936－1938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1938－1941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罗夫 1941（2－7月）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1941－1943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罗夫 1943－1946
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 1946－1951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奥戈利佐夫 1951（8－12月）
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 1951－1953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1953（3－6月）
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 1953－1954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 1954－1958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 1958－1961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 1961—1967
尤里佛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 1967－1982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 1982（5－12月）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 1982－1988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 1988－1991

       3.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总局）历任领导

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利瑟尔 1921－1929
阿尔图尔·赫里斯季安诺维奇·阿尔图佐夫 1929—1934
阿布拉姆·阿罗诺维奇·斯卢茨基 1934－1938
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 1938（2－7月）
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杰卡诺佐夫 1938－1940
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菲京 1940－1946
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费多托夫 1946－1949
谢尔盖·罗曼诺维奇·萨夫琴科 1949－1953
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里亚斯诺伊 1953（3－6月）
亚里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 1953－1956
亚里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 1956－1971
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莫尔京 1971－1974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 1974—1988
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 1988

       3.组织结构

克格勃内部设立了4个总局（相当于部级），7个管理局和5个独立处。

第一总局，主管对外间谍情报工作。一局有十几个直属处，它们主要是：I处（情报处），主管分析。发送从国外搜集来的情报；A处（特别宣传处）；R处（计划分析处）。还有8个针对世界各地的地区处和6个用于和盟国情报机构联系的专职业务处。下设：

S局（非法活动管理局），负责选拔、训练、派遣和管理通过非法和秘密途径去国外活动的间谍情报人员。S局内设8个处，其中第八处为行动执行处；

K局（国外反间谍局）；

T局（科技情报管理局）。

第二总局，主管国内反间谍反颠覆工作，下设3个业务局、8个业务处和8个地区处。8个属于总局领导的业务处负责内部调查、纪律处分和电脑业务等工作，8个地区处主要在列宁格勒、基辅、中亚、西伯利亚等地从事工作。

第一业务局（政治安全局），下设19个处，负责对来苏联的外国人和本国的间谍活动进行调查处理；

第二业务局（工业安全局）；

第三业务局（技术支援局），负责设计制作特工器材。

第四总局，主管边防部队的总局。

第五总局，即秘密警察总局。其任务是：“镇压一切来自国内外的反动分子和反动活动”。它是克格勃的意识形态的心脏，专门暗中对付各类政治上的敌对者。第五总局下设9个局和1个直属处。1990年初，该局被改为宪法保卫局。

7个管理局分别是：

1.军队管理局（第三局），行使对整个苏军的监督职能；

2.技术管理局（第六局），负责生产特务器材；

3.监视监察局（第七局），对敌对分子进行长期监控，著名的“阿尔法”特种部队即隶属该管理局；

4.通讯管理局（第八局），篇制本国通讯密码，从事外国通讯的监听和密码的破译；

5.警备管理局（第九局），负责苏共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

6.行政管理局，负责后勤和福利工作；

7.人事管理局，负责机构成员的考评升迁等工作。

后来，由于工作发展的需要，又增设了：

8.第十二局，负责世界各地的电子窃听等工作；

9.第十五局，负责核武器指挥系统的安全保卫工作；

10.第十六局，负责国外侦听和密码破译的工作。

5个独立处是：

1.特别案件调查处，负责大案要案的调查；

2.活动经验分析处，收留叛逃过来的外国间谍；

3.国家通讯处，监督管理全国的通讯系统；

4.保卫处，守卫克格勃总部各办公大楼；

5.档案登记处，对克格勃的重要档案进行登记整理。

　　澳大利亚反对派领导人凯文·拉德（中文名为陆克文）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他让人知道这一点。悉尼令人尊敬的智囊团洛伊研究所所长艾伦·金吉尔自豪地表示，如果凯文·拉德领导的工党如民意测验预测那样赢得11月24日的议会选举，“他将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会说汉语的领导人”。凯文·拉德年轻时曾任驻北京外交官，他有一个女婿是中澳混血儿，他在竞选期间几乎不接受采访，却接受了中国中央电视台用汉语进行的一次40分钟采访。在今年9月于悉尼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闲暇之余，他用汉语同胡锦涛主席交谈，胡高兴地邀请他全家出席北京奥运会。

　　11月15日，在澳大利亚外长亚历山大·唐纳和其对手罗伯特·麦克莱兰在堪培拉进行的一场竞选辩论期间，一名记者问唐纳，“当凯文·拉德在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表示他会说汉语时，你说你会说法语。可人们从未听你说过法语。你是否可以用法语告诉我们欧洲对你意味着什么呢？”大家都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接下来，麦克莱兰发表讲话，他说他不会说汉语，但他“曾学过一两句”。人们并不会搞错：在好话和“伪装”的背后，就像唐纳提到会说外语，正使中国这个巨人显得很重要。如果说中国的作用在此次选举中算不上重要话题，这是因为左右派都一致认为：中国的崛起改变了澳大利亚，而且这里没有人抱怨这一点。

　　首先中国有可让人感知的一面，就是在澳大利亚落户的中国移民人数不断增多。总理约翰·霍华德对此深有体会；他所在的靠近悉尼的选区被重新划分，以便将华人和韩国人聚居的街区集中起来。在他位于一商场一层的选举区，一个老奶奶禁不住遗憾地表示，英格兰或苏格兰移民候选人不再有优先权。时代变了，候选人照片的上方悬挂着中国的小红灯笼，上面用中英文写着“约翰·霍华德”。

　　其次有中国影响被掩盖了的一面，就是经济学家约翰·霍华德所说的“平稳繁荣”，这是一个在16年前由经济结构改革开启的繁荣时代。为了满足基础设施建设和支持工业化，中国需要钢铁。澳大利亚恰好就出产钢铁。仅西澳大利亚就向中国提供40%的铁矿石进口。全球化对澳大利亚经济非常合适。作为原材料和服务经济，它受益于制成品价格下跌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从2005年起。中国继日本之后，取代美国，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今天，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

　　澳大利亚的繁荣不满足于“平稳”，有可能“长期繁荣”。澳大利亚央行刚刚公布的一份报告预测，中国经济增长将在几年的时间里继续带动澳大利亚经济，尽管美国出现金融危机。按照该行预计，铁矿石价格明年有可能上涨30%，煤炭价格也有可能同时大幅上涨。

　　这种中国活力产生的种种结果超出了贸易关系。作为美国的忠实盟友、日本的可靠伙伴，澳大利亚不得不巧妙地采取行动，总理霍华德夸耀11年来成功地实行了一种“二元”对外政策，即对美国忠实、对中国开放。缺乏大规模制造业使得澳大利亚避免了将工厂外迁的悲惨事件，中国的崛起在澳大利亚不会突然间引起任何社会不满。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评论员格雷姆·多贝尔表示，“达成与中国合作的共识，这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不过，更主要的是，澳大利亚分析家们指出中国经济有与美国分离的趋势。他们认为，欧洲已超过美国，成为中国出口的第一大市场。这意味着，即便美国经济放慢增长速度，中国经济仍将继续保持增长，而紧随其后的澳大利亚也是如此。（作者：茜尔维·考夫曼）

       韩国国内人口已经超过5000万。这个规模在联合国194个成员国中列第24位。如果加上北韩人口（2300万），总数将达7300万，列世界第18位。如果从1920年《3.1独立宣言书》中记录的“韩国2000万民众”时期开始计算，韩国人口在80年时间里增加了两倍半。不仅仅是人口增加。1953年南韩的人均GDP为67美元，属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但据说，该数值到今年年末有望超过2万美元。也就是说，54年来增加了298倍。韩国的贸易规模列世界第12位，经济规模列世界第13位。造船、汽车、电子、钢铁等主要产业居世界1~5位。外汇储备列世界第4位，能源进口列世界第3位，宽带用户列世界第一位，研发人力列世界第7位，证券市场规模列世界第15位。

　　一度有很多人主张说，无论理念是左还是右，大韩民国的国家目标都必须是“规模小实力强的国家”，即“强小国”。他们认为，韩国应该成为像荷兰、瑞士、芬兰、瑞典、新加坡那样的国家，虽然人口少、领土小，但任何人都不能轻视。这些国家都是人口为1000万左右的国家。但是，从人口规模上看，韩国绝不是小国。南北韩人口合计后达7300万，这个数值只略低于德国（8240万），但比法国（6370万）、英国（6070万）、意大利（5810万）等欧洲强国要高。而且，我们被人口达13亿的经济强国中国和人口达1.4亿的技术大国日本所环绕。作为强小国，在强大国的巨浪面前可谓是寸步难行。因此，韩国的目标应该超越“强小国”，调整为“强中国”。也就是说，应该制定相关战略，进一步提高目前的经济规模、军事力量和文化水平，在韩半岛周边地区的霸权竞争过程中，让周边列强不能轻视韩国，同时使韩国成为有力量引导国际形势向着有利于大韩民国的方向发展的国家。

　　但是，韩国正面临着重要关口。我们正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奔向人口老龄化。2005年达72%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重到2050年将下降到53%。

　　目前是8名劳动年龄人口赡养1名老人的“8对1社会”。到2030年将变成“3对1社会”。而从明年（2008年）开始将引入向65岁以上老人发放的养老金制度。明年虽然只需要2.4万亿韩元，但到2028年，该数额将超过16万亿韩元。

　　发达国家通常都是在国家经济充分成熟、高度化，国民收入达到世界最高水平之后才迎来了老龄化时代。即便如此，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经济后退、政府财政恶化、社会整体活力下降、失业率激增、国家竞争力削弱等严重阵痛。韩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连续几年徘徊在5%以上。KDI预测说，从老龄化趋势来看，到21世纪20年代，潜在增长率将下降到3%以下。无论数值如何，现在都必须尽快培养国家力量，给经济注入活力，激起国家的劲头。如果不这样做，大韩民国必然会沦为又小又老、病病歪歪的国家。在列强展开角逐的东北亚地理政治环境下，生存可能会受到威胁。

　　南北韩合起来也仅列世界第75位的国土无法进一步扩大。地下埋藏的资源也不多。因此，我们只能提高每位国民拥有的人类价值和知识价值，通过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高度化来寻求活路。实现人力资本高度化的途径只有教育先进化。也就是说，大韩民国的未来、大韩民国国民的未来都取决于教育。只要韩国执政者和全体国民积极参与讨论通过教育开拓通往先进未来的阳关大道并找到解决方法，韩国就会在以知识为基础的21世纪跨越“强小国”，跃升为“强中国”。如果不这样，大韩民国可能会沦为日新月异的世界工厂中国的“分包国家”，大韩民国国民可能会沦为技术大国日本的技术殖民地百姓。

　　领导人的资质是决定性因素。应该把大韩民国的命运交给具有囊括整个世界的广阔视野和高瞻远瞩的长远目光的人。但是现在，大韩民国不是在就如何探索大韩民国活路的问题进行激烈的讨论，而是盯着区区一名罪犯的嘴，无论是政党还是国民，都在这样虚度光阴。

       注：本文摘自郝在今著《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1935年10月19日，损兵折将、精疲力竭的中央红军，长征万里抵达陕北吴起镇。出发时的十万大军如今只剩八千，所幸，前面有个自己人的西北根据地，终于可以落脚休整。中共中央派出陕西籍贯干部贾拓夫与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带着一部电台，先行出发联络。

       李维汉和贾拓夫到达甘泉县下寺湾，见到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得知：西北这里正在肃反，已经杀了二百多党政军干部，连上级派来的特科干部张庆孚都抓起来了，刚刚又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陕甘边根据地创始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与正在直罗镇指挥战斗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得到报告，当即回电：“刀下留人！停止捕人！”

      10月24日，中共中央到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甘泉下寺湾，11月3日中央常委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听取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汇报。中央当即决定：撤销领导肃反的中央代表团与陕甘晋省委，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同时成立董必武、李维汉、张云逸、王首道、郭洪涛组成的五人小组，复查处理西北肃反。为了防止肃反继续发展，中央又指派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王首道立即去瓦窑堡现场查处。临行，毛泽东郑重向王首道交待：“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能长出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对于肃反如此紧张，是有来由的。1934年以来，全国各地的红色根据地，除了西北这一块以外，都被迫放弃了。这固然有强大敌人围剿的外因，但是，更为深刻的内因，却是中央领导的左倾错误，其中，肃反错杀，更是自毁长城的惨痛教训。痛定思痛，中共中央不能让肃反错误再毁掉陕北这最后一块落脚之地！

       10月30日，王首道飞马赶到瓦窑堡，立即宣布命令，从原局长戴季英手中接管保卫局工作，重新审查刘志丹等人的案件。王首道任湘赣边省委书记时，曾因抵制错误肃反被撤职，此时来复查西北肃反，很快看出问题。

       西北这里，本有两块革命根据地。谢子长等人创建的陕北根据地和刘志丹等人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1934年8月，谢子长胸部中弹负伤，当年冬天，国民党军队对西北苏区展开大围剿。陕北特委写信给陕甘边特委，建议两军联合作战。刘志丹率队于1935年2月来到陕北，两个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联合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两个革命根据地。会后不久，西北军委主席谢子长伤重牺牲，就由刘志丹统一指挥作战。1935年7月，朱理治以中央代表名义从北方局来到陕北，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派聂洪钧到陕北，9月15日，徐海东率领红25军到陕北。会师之后决定：成立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聂洪钧任西北军委主席；成立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委。10月，红15军团劳山大胜，歼灭国民党东北军110师大部、107师一个团。俘虏的东北军旅长张汉民自称是地下共产党员，同刘志丹等人有联系，却被怀疑为特务处死。

       作战期间，后方的瓦窑堡开始肃反。北方局中央代表指示陕甘晋省委，黄子文、蔡子伟等人是右派人物。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亲自挥鞭逼供，审出刘志丹、高岗、杨森、张秀山、习仲勋、刘景范等红军领导人也是右派。于是，省委通知前线逮捕刘志丹、高岗、张秀山。

       天下哪里有这样的内奸？省委通讯员驰马赶往部队送信，半路遇到红15军团副军团长刘志丹，就把省委给前方军委的信件交给这位首长。刘志丹拆信一看，居然是命令西北军委逮捕刘志丹！刘志丹此刻完全可以扣押信件，继续赶往81师，这个自己带出来的老部队肯定会保护自己的首长，甚至不惜一战。但是，刘志丹却封好信件，交还通讯员，自己主动来到军委所在地：“你们不是要逮捕我吗？我来了。”

       案情继续扩大，陕甘边苏维埃主席习仲勋也得到开会通知，省保卫局特务队队长涂占奎赶紧拦住：“不敢去！他们把老刘、老高都抓起来了！”涂占奎是当地人，西北军委和红25军的军部正驻扎在他家那个村庄张槐湾，家人告知：老刘（陕北群众对刘志丹的称呼）和老高（高岗）被25军关在你二嫂家的窑洞里面了！

       习仲勋却说：“不管他，总会搞清楚。”临行又对大家交待：“我去开会也可能回来，也可能回不来。不管谁来领导，你们都要好好工作。”又叮嘱当过自己警卫员的涂占奎：“不管发生什么问题都别乱说乱动！”到了张槐湾，习仲勋的警卫就被下了枪，习仲勋也被关进窑洞。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正在患病，独自跑了二十里去“开会”，实在走不动休息了一晚，就被保卫局手枪队公开逮捕。

       陕甘边苏区的战士和群众怎么也不相信，出生入死打出革命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会是奸细？红26军、红27军等西北红军已经在猜疑，从外面来的红25军是不是白军？红宜地区的群众听说他们的领导马文瑞被捕，七百多户逃往白区。敌人乘机挑拨，三边地区出现游击队叛变，部分群众打白旗“反水”。

       红军内部眼看就要爆发冲突，错误肃反造成的后果正在毁灭西北苏区！

       中共中央到达瓦窑堡，立即听取五人小组汇报。毛泽东明确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毛泽东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11月7日，中央举办释放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18人的宴会。刘志丹代表被捕人员讲话，感谢中央的解救，批评原中央代表团的错误，同时劝大家不要埋怨主持肃反的同志。11月30日，中央决定处分负责肃反的戴季英、聂洪钧二人。

       历史创造了如此惊险的真实情节。

       1935年10月，陕北苏区正在爆发错误的肃反，中共的最后一块立锥之地眼看就要遭受灭顶之灾！恰在此时，中共中央来到陕北，而且，来到陕北的这个中央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左倾的中央。

       陕北幸运，它的领导人刘志丹等人得以保全性命。

       中共中央幸运，它的落脚之地陕北根据地得以稳住根基。

       差上几天如何？陕北这里早几天杀掉刘志丹，或是中共中央晚几天到达陕北，那会出现什么局面？经历诸多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也该有一次幸运的机遇了。

       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第一举措就是制止错误肃反，第一举措就赢得陕北的党心军心民心。但是，全党对于肃反错误的全面认识，还要等上许久。

       1944年4月20日通过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一切经过调查确系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

       1945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尚未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

       1954年，内务部报请中央同意，发出《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者及其家属处理问题的通知》，各地着手为肃反中被错杀的人平反。段德昌、柳直荀等一批肃反中被错杀的人，都被宣布为革命烈士。但是，当时并未披露这些人遇害的真相，就连家属也以为亲人是在对敌斗争中牺牲的。

       肃反的错误逐步披露出来，文革以后，中共中央开始成批处理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肃反中被错杀的人终于得到公开的平反与恢复名誉。

       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首次完整地对苏区肃反做出官方结论：这场肃反斗争，不仅在中央根据地进行，在鄂豫皖、湘鄂西及其他根据地也分别开展。各根据地的肃反情况虽有不同，但都程度不同地犯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这种错误的发生，是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指导直接相关的。在剧烈的革命斗争中，敌人总是想方设法企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党和红军坚持肃反斗争是必要的。但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阶级斗争非常复杂，广大干部缺乏同隐蔽敌人进行斗争的经验，党的政策也不完善，有的地区的领导者又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因而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就严重地发展起来，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损失。在肃反中被错杀的同志表现了至死忠诚于党、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革命精神。后来，他们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并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和纪念。 

       注：本文摘自郝在今著《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内部，“中央特科”赫赫有名。

       中央特科，创建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上海创造了无数中国之最：最大的城市，最宽的外国租界，最多的市民人数，还有，最复杂的情报斗争！国民政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警察局，英国、法国租界的巡捕房、包打听，弄堂码头的青帮、红帮，共产国际的情报站、中共特科的打狗队……上海是国际公认的“冒险家的乐园”。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再次转入秘密活动，中央机关又从广东搬回上海。1927年11月，周恩来从东江前线回到上海，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周恩来的倡议下，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央特科。1928年10月，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中央特别委员会（另外两个委员是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

       如果说，此前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还是个短暂存在的临时机构的话，这个“中央特科”就是专业的中共情报保卫机构了。了解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历史，必须追寻这个“特科”。

      “特科”成立于1927年11月，组织逐步扩大，先后设立四个科：一科总务，科长洪扬生，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二科情报，科长陈赓，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三科“红队”（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惩办叛徒内奸，队长蔡飞、谭忠余。四科无线电台，负责筹建无线电通讯，负责人李强、陈寿昌。

       总务科的重要任务是保障中央会议。那时的中共中央革命热情高涨，自身处于非法状态，还要召开一些全国性大会。1930年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会议、1931年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到会人都有好几十。总务科先租下外国租界之中的楼房，安排自己人居住进去掩护，再把数十位会议代表分别安排在旅社住宿。开会时楼外有红队便衣骑车望风巡逻，楼下有“太太”打牌望风，楼上有总务科“佣人”服务。代表们在楼上开会，一旦有情况外围立即报警阻击，代表则从暗道转移。总务科还负责营救被捕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两次被捕，都由特科收买巡捕房营救成功。1929年8月中央军委委员彭湃、杨殷被捕，周恩来亲自策划劫刑场。30日，敌人将彭湃、杨殷押赴龙华执刑，红队化装成摄影队半路截击。由于沿途警戒森严，运送武器来迟，千钧一发之际，手无寸铁的红队眼看囚车路过，无法出手。罗亦农就义之后，特科冒险收殓埋葬遗体，还竖立了化名“罗四维君子之墓”的石碑。

       负责情报的二科完全在搞“特务”工作。二科的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潘汉年、陈养山、欧阳新、刘鼎、李宇超等人，都是中共的情报奇才。科长陈赓乃黄埔三杰之一，东征中救过蒋介石一命，还到苏联学习过保卫业务。二科发展了一个重要情报关系鲍君甫（又名杨登瀛）。国民党成立调查科以后，立即寻求在上海建立特务组织，选中的驻沪特派员鲍君甫，恰恰是中共特科陈养山的密友！经过特科积极争取，鲍君甫同意为共产党做事。于是，国民党驻沪特务系统建立伊始就实际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特科营救任弼时，就是通过鲍君甫往租界巡捕房送钱。更为有趣的是营救关向应。1931年关向应在法租界被捕，绝密的手抄文件也落入敌人手中。法国人看不懂中共文件，托鲍君甫找一位“鉴别专家”。于是，特科的刘鼎就负责鉴别关向应的文件书籍了。不久，手抄的机密文件被刘鼎悄悄取回，鲍君甫又对法国人说，鉴定证明此人的书籍没有政治价值，不过是个普通学者。关向应得以平安出狱。特科的关系遍布各界。支持袁世凯当皇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也经周恩来批准而秘密加入共产党，多次提供情报，积极营救李大钊。

       三科红队是行动组织，二十多条好汉在上海滩出生入死。罗亦农被叛徒何家兴、贺慈华夫妇出卖，英勇就义。红队誓死报仇，满城追杀，何贺二人刚刚躲到蒲石路居住，第二天就被红队上门惩罚。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曾任中央军委秘书，掌握内情甚多，中央命令红队将其除掉。但是，这个白鑫熟悉中共秘密活动规律，多次躲过红队刺杀。特科精心策划，陈赓、鲍君甫亲自现场侦察，就在白鑫动身离开上海之际，红队在公安局督察员范争波的家门口将其击毙！

       四科的无线电工作，由周恩来亲自部署创建。以往，中共传递情报的方式主要是通信。可是，邮政通信必经国民党控制的邮检，很不可靠。中共秘密通讯的传统做法是派遣专人送密信，但是，秘密交通员还得通过警察搜查，风险仍大。于是，绝密信件就要求交通员背诵下来，到达目的地再复诵出来。穿越山水阻隔，潜过敌人封锁，这种原始的传递方式往往要几个月才能沟通一次，效率太低。根据国际秘密工作经验，最可靠又最便捷的联络方式还是无线电通讯。可是，电台这种现代化设备，却是难以到达中共手中。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通讯。周恩来指派李强自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四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初涂作潮回国帮助李强筹建，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通讯联络，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

       1930年9月，周恩来亲自布置在上海举办训练班，为各地苏区和红军部队培训无线电干部。一批各地来人聚集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秘密学习。租界警方发现这个工厂颇为奇特，突袭逮捕了5名教员和15名学员。没有被捕的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涂作潮等人立即分散开来，继续培训无线电人员。

       上海的电台，不但要同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联络，还要沟通国内的江西根据地。江西苏区的红军在文家市战斗中缴获了一部电台，可是，红军战士把这个嘀嗒做响的怪物给砸烂了！毛泽东当即叮嘱红四军参谋处长郭化若，在下达作战命令时加一条，要各路红军注意收集无线电台和无线电人员。1930年12月龙岗战斗，不但活捉了敌军师长张辉瓒，而且缴获了一批电台和10个无线电技术人员。可是，不懂技术的战士又把电台砸坏了，只剩下一部还能收报，但是不能发报。国民党十八师的台长王铮被俘虏，继续当台长，但这次是红军十师的无线电电台台长。红军十师的秘书长欧阳毅调到电台当政委，不久又由冯文彬继任。从此，江西苏区的红军与上海的中共中央之间，沟通了迅捷的无线电联络！后来，在共产国际的支援下，中共中央又派人在各根据地都设立了电台。从莫斯科到上海，从上海到江西、鄂豫皖、湘鄂西、陕北，中共的秘密通讯从空中跨越国民党的陆地封锁，畅通无阻。

       1927年11月创立的“中央特科”，标志中共中央情报、保卫机关的诞生。

       总结中共创建的历史，往往要说，毛泽东开辟了农村根据地，创建了红军。那么还应该说，周恩来开辟了城市秘密地下工作，创建了情报保卫工作。

       当然，各项工作原本都是集体努力的成果。不过，看一看其中的个人特色，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中央特科的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1928年春，周恩来亲自主办学习班，培训特科人员20多天。周恩来还规定了特科工作三任务一不准：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除了筹办专门的情报保卫机关以外，周恩来还与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共同研究，拟订《中央通知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确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针和方法。还设立直属中央的由吴德峰任局长的交通局，负责党组织之间的秘密联络。

       文武兼备。早年对特科工作的领导，锻炼了周恩来主持多方面工作的能力。

       以中央特科的创立与成绩，可以说，中共的情报工作、保卫工作，起点颇高。

       国民党印发的《特务工作理论与实践》如此评价：“他们虽无经验可言，然以主持得人，本着学习及创造的精神，定出整个的计划，按照一定的步骤，脚踏实地的向前努力。为时不到三年，竟有惊人的发展与奇异的成绩。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斗精神啊！”

       尽管有了出色的成绩，中央特科这个初创的情报保卫组织，还是相当幼稚。从特科选择的首位负责人顾顺章来看，就有致命失误。不过，国民党那边的特工负责人徐恩曾又何尝没有致命失误。

       很快，国共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就有了直接交锋的机会……

       应该说，在中国大地展开殊死斗争的国共双方，对于情报保卫工作都抓得够早。这也许来自中国人善于“用间”的传统，这也许借鉴美国苏联的国际经验，但是，更为重要的却是——斗争实际的需要。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双方情报保卫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中共中央机关。中共中央机关一直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却没有任何合法的生存权利，全靠特科警卫。而掌握政权力量的国民党，更是动用全部特工与警察力量，力图侦破中共中央机关。

       改写历史的时机意外出现。

       1931年4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与鄂豫皖苏区派来的交通完成交接后，顾顺章却逗留武汉不走，24日因叛徒指认被捕，当晚叛变。

       顾顺章其人自幼好勇斗狠，研习武术。五卅运动敢冲敢拼，加入共产党后被任用为工人纠察队教练。从苏联学习保卫业务归来，又成了中共最早的保卫专才，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工人纠察队大队长。顾顺章能够赤手空拳无声杀人，擅长化装易形盯梢脱逃，在中国特工界是首屈一指的行动专家。1927年批判右倾错误，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在改组中重视工人成分，顾顺章开始进入中央核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又成为中央特科的实际负责人。可是，这个受到重用的工人领袖却使周恩来颇为担心。顾顺章确实机灵能干，上台能演魔术，下台双手打枪，顾顺章却又放荡不羁，呼朋唤友，赌钱嫖妓，往往以特工需要为由违反党纪。1930年5月，周恩来特派聂荣臻到特科工作，从政治上监督约束顾顺章。

       正当周恩来考虑调换特科领导的时候，顾顺章在武汉出事了！

       顾顺章一直具体负责特科工作，认识全部特科人员；顾家亲属全在中央“住机关”，掌握几乎全部秘密地址；只要顾顺章开口，中共中央机关就会被敌人一网打尽！可是，图谋个人前程的顾顺章却要待价而沽，非要面见蒋介石方肯提供全部情报。而捕获顾顺章的武汉行营侦缉处也要邀功请赏，急于向党务调查科直接报告。于是，秘密电报接连发到南京中央党部徐恩曾处。

       就在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负责人徐恩曾的身边，潜伏着共产党中央特科的三位情报工作人员。1928年，陈立夫指派表弟徐恩曾开办无线电训练班，扩充党务调查科的特务系统。特科得知消息，派遣共产党员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先后考入这个训练班，组成秘密党小组。周恩来布置这三人隐蔽身份，深入要害。学业出色的三个青年陆续取得要职，李克农在无线电管理局掌控总部，胡底调往天津掌控北方机关，而钱壮飞居然当了徐恩曾的机要秘书。1929年12月，徐恩曾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实际负责全部党务系统的特务工作。级别不高，权力极大，国民党最高特工领导徐恩曾谨言慎行，反复考察，还是把钱壮飞放在自己的身边。

       共产党特科的负责人投降国民党，国民党特工的负责人身边有共产党，一场激烈的情报战紧张进行。

       一夜之间，武汉接连发往南京六封紧急电报，封封落入钱壮飞手中。出门逛窑子的徐恩曾大权旁落，连密码本都交给钱壮飞保管。钱壮飞立即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报告李克农，李克农又转报陈赓……

       从武汉乘船到达南京的叛徒顾顺章，指使国民党特务扑向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看到的只是空房。周恩来提前半步布置中央机关全部转移！

       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中共中央领袖回顾半生出生入死的经历，都说：那是中央最危险的时刻！亲身参与拯救中央活动的李克农认为，这是特科从保卫转到情报，又进行反侦察的成果。

       创下奇功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被中共情报界称为“龙潭三杰”！

       一次惊心动魄的情报斗争，充分反映此时此刻国共双方特务组织的勇敢与幼稚。共产党虽然躲过一劫，却也遭受沉重打击。顾顺章发狂地在上海搜捕，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特科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关系有的被捕有的撤出。顾顺章熟悉的特科干部各自转移。一科洪扬生于1934年被俘叛变（建国后入狱改造）。二科陈赓转入军队（建国后位居十大将之首）。三科谭忠余留学苏联在肃反中被害（后来平反昭雪）。四科李强转往苏区（建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部部长）。

       周恩来果断安排特科改组，从外面调来顾顺章不熟悉的干部。

       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接手特科领导，赵容（康生）调任第二负责人。陈云兼任一科总务工作，潘汉年负责二科情报工作，康生兼管三科红队。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就由康生接管特科，不久，康生调临时中央组织部，特科又由潘汉年负责。从此，中共情报圈流传着“先生”、“老板”、“小开”这三个绰号。

       经历巨大打击的中央特科惨淡经营。1933年1月，博古领导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待不下去，转往毛泽东领导的江西苏区，特科负责人潘汉年随同前往。留在上海的特科隶属于上海中央局，主要搞军事情报。2月，国民党成立特务机关“上海行动区”，特科红队击毙上海行动区负责人马绍武。1934年6月26日，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连遭6次破坏，红队拼死还击，还是大多被捕。1935年1月15日，红队王德明、邝惠安、欧志光等被押赴龙华刑场，牧师祷告劝说，众豪杰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1935年9月，尚存的特科成员大多转往天津，由王世英带领在北方局领导下的华北联络局开展工作。11月19日，特科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丘吉夫被捕，上海的特科活动随之结束。

       这是中共历史上一段悲惨的挫败时期。遭受沉重打击的不止是中央特科，上海的党、团、工会的领导机关，连续不断地遭到大规模的破坏，上海的党组织基本被搞垮。